据报道，过去十年来，拥有ATAR 70或更低的学生获得教学学位的比例从2007年的30%到2016年的40%显着增加。

为了与之抗争并提高教师素质，反对党副领袖Tanya Plibersek提议，将教学学位的人数限制在高中毕业生的前30%，并解释说：“工党希望我们的高成就者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竞争进入医学，牙科或兽医科学的方式相同。”

普里伯塞克说，工党希望教学是“第一选择，而不是退路”。

“目前，进入教学学位的分数持续下降，越来越少的高成就者选择教学课程。那是一场悲剧，也是危险螺旋上升的开始。”普里伯塞克告诉《教育家》。

“我们知道教学是复杂而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与大学合作，将入学率最高的30%的学者作为目标。”

工党表示，还将向该国成绩最好的人提供高达40,000美元的现金奖金，以鼓励他们进行教学。

她说：“显然，我们需要确保为那些可能因学业苦苦挣扎而又在学术上有能力教我们的孩子的人们提供教学途径。”

但是，澳大利亚中学部校长协会(ASPA)主席安德鲁·皮尔波因特(Andrew Pierpoint)表示，如果与学生之间没有联系和参与，那么在班级前面让一个有学识的人没有意义。

皮尔波因特(Pierpoint)告诉《教育家》：“仅仅表现出色并不能使你成为一名好老师。”

“正如每天在学校里与学生一起工作的校长所知道的那样，教师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

皮尔波因特(Pierpoint)说，教师需要沟通能力，同理心，应变能力强，并且有“强烈的愿望”来帮助学生取得成功。

他说：“ OP / ATAR分数不是教学能力的良好指标-在学校表现相对较低的学生自己继续成为才华横溢的老师，因为他们与学习和进步的学生保持联系。”

新英格兰大学教授兼教与学副院长安妮·玛丽·摩根(Anne-Marie Morgan)表示，谨慎地设定适当的ATAR基准是可行的，同时还要确保有其他入学途径坚持对获取平等的承诺。

“我们都需要高素质的老师，尤其是大学。我们不肯让任何人进来，”摩根告诉《教育家》。

摩根补充说，教学的“漫长道路”有许多质量检查，包括职业适应性测试，入学门槛，由认可的学校督导员进行的研究生测试以及学习过程本身。”